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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的郝芳芬是四川雅安市漢源縣九襄鎮的一名村民，在成都市從事傢政服務已近8年。談到落戶成都或者雅安市，郝芳芬顯得有些猶豫。她坦言，雖然這幾年收入從過去每月的1500元漲至2500多元，但她還是希望將戶口留在傢鄉。“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老傢高多瞭。在老傢，自己有地，吃喝不愁。” 在國務院新出臺的《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將在2020年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作為一項重要目標。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陜西、江西等地采訪時卻發現，盡管各地均出臺瞭政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相當數量的農民卻因擔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損和難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顧慮，“進城不落戶”的現象突出，甚至出現瞭原有城市戶籍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逆城鎮化”現象。 戶口利益鏈此消彼長 農民落戶城鎮顧慮多 浙江省公安廳人口管理與服務總隊總隊長阮文廣認為，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建設不斷加快安全和社會利益格局持續調整，農村戶口背後的利益鏈越來越長，城鎮戶口背後的利益安全鏈越來越短，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意願不強的趨勢還可安全能進一步加劇。 和郝芳芬一樣，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數農民工對在城鎮落戶“顧慮較多”。國傢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2013年底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盡管當前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的意願較為強烈，超過八成的農民衛生願意在城鎮就業生活，但在城鎮落戶的積極性並不高，商丘市願意落戶城鎮的農村轉移就業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於擔心不能在城鎮長期穩定就業，對流出地農村的既得和預期利益又難以割舍，在流入地落戶的意願也並不強烈。據2014年2月該省流動人口流動狀況抽樣調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戶的”僅占8.5%，大部分流動人口更看重務工收入、子女就學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河南省許昌縣尚集鎮羅門村村民完海亮“一輩子窮在戶口上”的遭遇正是許多農民“進城不轉戶”心態的註腳。近4000口人的羅門村，2000多個勞動力全部在外務工，800多戶中在市縣購房者多達100多戶，但戶口都留在村裡。2004年農業稅廢除後，完海亮借在鄭州工作之機，花費數萬元將全傢4口的戶口遷到瞭鄭州，此後企業倒閉，失業多年連社會保險的費用都難以為繼，無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費2萬多元為村裡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許可，又重新將戶口遷回瞭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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